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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时态”:一战的政治遗产

更新时间:2018-12-16 15:03

“威尔逊时态”:一战的政治遗产

范乐春,1903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金砂乡古木督村。范乐春12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她带着年幼的弟弟,到地主家当婢女,吃猪狗食,苦不堪言。16岁结婚后,患天花病无钱医治,她留下了麻脸和左眼失明。1927年8月,共产党员张鼎丞在金砂建立了党的支部,又在各村办起了平民夜校,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范乐春在夜校里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成为参加夜校学习的积极分子。同年冬,张鼎丞在金砂发动千余群众进城请愿,反对征收“冠婚丧祭屠宰捐”,斗争取得了胜利。范乐春体验到了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团结斗争的力量。1928年春荒,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借粮度荒”和“分粮吃大户”的斗争。范乐春和乡亲们一起砸开地主的谷仓,同地主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同年6月30日,中共永定县委发动和领导了震撼闽西大地的“永定暴动”。张鼎丞率领金砂数千农民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攻打永定县城。在暴动期间,范乐春发动本村的妇女给暴动队员送水、送饭。暴动胜利后,溪南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她第一个剪去发髻投身于本村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分田斗争。

1929年5月,范乐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溪南区妇女会主席。此后,她积极发动和领导姐妹们参加分田斗争,开展反对封建束缚的斗争,加入农会和党、团组织,使溪南区妇女中的党团员在全县人数最多。同年冬,范乐春担任溪南区赤卫大队党代表。1930年1月,她曾率领赤卫队员配合红军十二军参加收复永定县城的战斗。2月,她当选为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在实际工作中,她认识到要做好革命工作还得有一定的文化。从此,范乐春下决心学习文化。没有课本,传单、文件都成了她学习的材料;没有教师,就随时请教周围有文化的同志。经过刻苦学习,后来她不但会写文件,而且还能写报告。同年9月,她调任闽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

1930年12月中旬,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中共党内却发生了所谓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错杀了许多革命干部,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加上这一时期永定的金本、湖雷又相继被敌人占领,斗争环境异常恶劣。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范乐春毅然接任永定县苏维埃主席。她与县委书记肖向荣密切配合,首先处决了在永定大搞错误肃反的县肃反委员会主席郑醒亚,制止了永定的“肃社党”运动,从而稳定了革命队伍,扭转了永定苏区的工作局面。

1931年5月,范乐春又回到闽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任上。同年11月,她和张鼎丞等8人被选为出席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会上,她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她又出席在长汀召开的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此后,她先后担任省苏维埃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和土地部长等职务。这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闽西各地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在经济上消灭富农”,混淆富农与中农的界限,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的“左”的土地政策。范乐春深入龙岩的白土、溪南等地调查研究,作出结论:如果按照这样错误的政策去做,党在农村就只有依靠的对象,而没有团结的对象。贫雇农在农村势必孤立,党也就不能很好地组织共同对敌的斗争力量。于是,她把调查的情况向省苏维埃政府报告,“省苏”批准了她的处理意见。但是,此后她被“左”倾领导人扣上了“温情主义”、“富农路线”的帽子而受到批判。1933年春,她调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局局长。翌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时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在闽西部署了10万兵力对留在闽西苏区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斗争环境十分残酷。同年12月,范乐春受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派遣,跟随张鼎丞等回到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并担任闽西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永定县委书记。1935年3月,陈潭秋、谭震林等回到永定与张鼎丞会合。4月在西溪赤寨村召开闽西地区党、军领导人第一次联席会议,改闽西军政委员会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范乐春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妇女部长。同年夏天,敌人发动第二期“清剿”,在军事上采取“驻剿”、“搜剿”、“追剿”同时并用的战术;在政治上实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自新自首”等政策,经济上实行“计口购粮、购物”的封锁政策,并颁布“十杀”令,手段极其毒辣。这期间,敌人经常逼迫群众同敌军一起搜山,有些群众还被逼着朝山上打枪。于是,有些红军战士就朝山下喊:“你打一枪,我烧掉你的房子!”发现叛徒带敌人来搜山,就喊要杀叛徒全家。范乐春认为,这样做不符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确定的游击战争策略。于是,她向张鼎丞汇报,建议整顿部队的思想作风。张鼎丞支持她的意见,并指派她

协助部队进行整顿。这次整顿,成为闽西红军游击队粉碎敌人的第二期“清剿”,胜利度过困难时期的有力保证。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北联南剿”的方针,在北方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在南方却加紧“清剿”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因此,尽管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积极寻求闽西国共合作抗日,但还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一次,中共永(定)、(大)埔工委书记郑树昌带部队下山谈判,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后来虽然部队突围了,郑树昌却牺牲。出了这件事,战士们气得咬牙切齿,都不愿意谈判,只想报仇。范乐春对战士们循循善诱,她说:“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日是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不管国民党耍什么阴谋诡计,这个策略都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我们要从大局出发。”她要求同志们一方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另一方面仍然要积极准备下山,实行合作抗日。1937年10月,中共闽粤赣边省委成立,范乐春任省委常委兼妇女部长。

1938年3月,闽西国共合作的局面实现后,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开赴苏皖抗日前线。范乐春根据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决定同方方、刘永生等留下来继续领导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担任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并兼任中共永定县委组织部长和新四军二支队永定留守处负责人,对外是中共永定县委的谈判代表。1939年春夏之间,范乐春辛劳过度,患了肺病。在战斗的环境中,没有医疗条件,抱病坚持工作。1940年春,病情转剧。特委书记方方设法通过统战关系,送她到广东梅县教会办的黄塘医院住院治疗。但不久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特务的注意,只好又回到永定,住在西溪芹莱洋山上的草棚里,由永定县委派人担任护理和保卫。同年夏,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日,杀害中共永定县委书记马永昌等4位同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永昌事件”。范乐春义愤填膺,以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常委、妇女部长的名义,写下了《为马永昌事件致国民党永定县政府的公开信》,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卑鄙行径,进一步阐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正立场;同时呼吁闽西社会各界共同起来严惩反共顽固分子,迫使其立即停止破坏抗日的活动,

以巩固国共合作的局面。她的公开信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从而使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更加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闽西的斗争环境更加恶劣。5月初,范乐春病情恶化,但被困于山中草棚无法得到治疗,病逝于永定西溪白叶凹头上,时年38岁。

这也是一种惩罚,我们不妨叫“心理惩罚”。相应的,有一种正义,叫做“心理正义”。我认为心理惩罚或心理正义弥补了现实惩罚或现实正义的缺席或迟迟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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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勇 主笔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6-27

写这篇短文是因为我有一个伟大的抱负,那就是无情地证明:一个人,只要出卖自我,践踏人性,无论得到多少好处,他这一生已经被败坏,绝无可能幸福。
在本刊过去的文章里,我曾经分析过为什么“好人没好报”—这是社会和心理机制带来的,并不是善良的错。善良绝不能单打独斗,它最好还能够得到一些武装。不知道我的分析,是否让很多已经感到绝望的好人看到了希望?
英国社会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说过一句有点好玩的话:即使我们都由自私的基因掌舵,好人终有好报。我怀疑他说完之后自己都笑了。在这里我需要说一下,道金斯老师关于基因的说法在生物学层面没问题,但在社会学层面是错的。“自私”不是生物学概念,是社会-伦理概念,基因确实有复制自己的“本能”,但人是有自由意志,有情感的,并不纯粹就是由基因控制的一架机器,是否自私,跟基因无关,而跟他在心理上是什么人有关。
但道老师不可能去鼓吹“人是自私的”这类观点。这既很,同时也政治不正确。可说人不自私又违背自己的理论逻辑,所以折衷下来就是用一句“好人终有好报”来打哈哈。
正因为如此,他引用的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爱克斯罗德在博弈论上“一报还一报”的研究。这个著名研究证明,在多次博弈中,最终胜出的还是好人。
理论上好像是这样子的。但历史上有很多事情,足以让我们绝望。而在现实中,残酷的事实也明摆着: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占了便宜,爬得很高的,很多并不是什么好鸟,他们是一些突破了自我,甚至人性底线的人。换句话说,突破自我和人性底线,特别符合分配资源的游戏规则的偏好。所以这些人都具有很强的博弈能力。他们作为胜利者看上去很开心,至少已经掌握了可以让他们开心的诸多资源。相比之下,那些无论有无能力,老实、正义的人们呢?大部分其实都过得很惨。
所以,如果我们摧毁不了这个事实,那一定让人沮丧。在受伤的心理背景下,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把因果报应推迟到遥远的将来,甚至推迟到死后进入天堂还是下地狱,这其实只是一种疗伤,属于“语言疗法”。
我承认我也摧毁不了这个事实中的社会层面—人家确实就得到那些稀缺资源了,而我们则只能在利益和心理层面被吞食。可是我可以摧毁这个事实的心理层面—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内心安宁和自在感,并且,终其一生,会被自我和人性追杀。干掉了自我和人性的人,自我和人性也一定会干掉他。
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
这些人快乐吗?那还用说。但我们要界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它绝非发乎内心的那种“自然的快乐”,体验到的并非是人类的各种正常情感和高级情感,不是生命能量的释放,换句话说,不是自我成长时的那种体验。相反,它属于一种“心理保护下的快乐”,是自我被败坏时所要强迫自己体验到,去补偿自己的东西。其特征有三:他们的快乐离不开所拥有的东西;他们的快乐和别人具有对比性,要别人比自己少才快乐;他们的快乐具有攻击性—一天不在精神上、行动上攻击,他就不舒服。
所以这种快乐具有变态性。看着那些被他们在利益和心理上碾压的老实人、正义者,他们确实挺爽的。
但这类快乐的命门就在于:为了获得快乐,必须继续变态;而继续变态就进一步败坏自我。于是,终其一生,别人是在自我成长中,去让自己的心灵对世界开放,去体验到人类美好的情感,他们则是被自我和人性追杀,不停地倒退,能体验到的不过是些变态的情感。
这也是一种惩罚,我们不妨叫“心理惩罚”。相应的,有一种正义,叫做“心理正义”。我认为心理惩罚或心理正义弥补了现实惩罚或现实正义的缺席或迟迟不来。毕竟,一个人永远逃不掉自己的内心,无论内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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